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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格曼的,生命科学家与性命的遗闻

7月30日,是两位20世纪电影大师的十年祭:英格玛·伯格曼,米开朗基罗·安东尼奥尼。

按现在的电影分类,《野草莓》似乎应该划归公路片,这种滑稽后果体现了现代电影分类方法的僵硬。而这部1957年黑白片的镜头所向,正是现代人的僵硬生活。

        影片开始就是主人公伊萨克的内心直接独白,强烈而明显的意识流色彩,关照内心。对于一个八十岁的老头来说,这种在死亡面前直面自己的真诚,可以称之为忏悔。已经摸着生命尽头的伊萨克,在一个获取荣誉的日子的清晨梦到了死亡,故事从此开始,于是作为一种诚实的回望——忏悔,就此蔓延开来。

这两位的名字总让我想起我的大学,我猜想“欧洲新浪潮”、“作者电影”、“左岸派”这部分影史和标签总是很多导师的心头好,我的导师也不例外,整个学年,他花了最长的时间,向学生逐帧剖析他光碟里的各种欧洲艺术电影,从布努埃尔《一条安达鲁狗》,到特吕弗《四百击》、阿伦·雷乃《去年在马里昂巴德》,到安东尼奥尼的《放大》……虽然底下昏昏欲睡,他依然讲得沉醉。我就是在这种时刻第一次看到了伯格曼的《野草莓》。记得当时快要下课了,于是导师只放了《野草莓》开头五分钟的一段梦境,当即印象非常深刻,仿佛一下被吸入那个狰狞又安宁的白日梦。以至于之后的好几年里,其他授课内容我已经忘得差不多了,《一条安达鲁狗》只能记住刀片划过眼球与薄云划过圆月的镜头过渡、《四百击》只能记住最后男孩奔跑的长镜头、《去年在马里昂巴德》只能记得它有三层梦境……还能记得全貌的,只有安东尼奥尼的《放大》(很长一段时间里的最爱),和伯格曼《野草莓》开头的5分钟。

像伯格曼其它电影一样,《野草莓》故事很简单,基本情节就是老医学家伊萨克驱车去母校出席庆祝他从事科研五十周年的颁奖仪式,从伊萨克早晨出发始,到授予学位仪式后返家终。故事就在旅途中展开,而我们通过伯格曼巧妙穿入的几段旅途插曲,以及伊萨克的几个梦境,逐渐了解了伊萨克的为人,开始和他共历一生,和这位科学家一起面临一个人所需面对的困境,并且一起去寻求救赎。

一、被逼迫的——“俄狄浦斯情结”的失败转移
        伊萨克决定自己开车去兰德,而不是原定的飞机旅行。他是为了用自己最后不多的时间来抚摸一下这一生,哪怕仅仅是抚摸。于是,他来到了人生前二十年的每年夏天都会去的那所房子。这所房子承载的是他的童年,但最重要的其实仅仅是一个姑娘——曾经的未婚妻“萨拉”。
        就像每个精彩的故事都会与一个姑娘有关一样,伊萨克的故事也是这样。伊萨克在得到死亡的托梦后,首先的反应就是来寻找心中的萨拉。萨拉之于伊萨克远远不止是“永恒的情人”那么简单,实际上,萨拉曾经拯救了伊萨克。
        从影片的暗示中,我们可以得知伊萨克自幼缺失父爱,影片只提到了他的母亲。但是从他母亲晚年的孤独以及对其众多子女的描述中,使我们可以想象到伊萨克小时候并未得到多少母爱。然而,俄狄浦斯情结的存在是没有人能够避免的,伊萨克也是。但是,他无法在自己母亲身上实现这种情结的完整发育,她的母亲太冷漠,于是俄狄浦斯情结顺其自然的转移到了其他异性身上。对于伊萨克来说,这个异性就是萨拉,所以说,萨拉对伊萨克的生命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她帮他完成了生命的成长,帮他度过了童年时期恋母危机。某种程度上,也是萨拉激励了伊萨克对于知识的兴趣,才有了他后来医生事业的成就。当然,这一点电影没有交代,但是切·格瓦拉曾经承认过,他在年轻时的滔滔不绝,只是因为有个姑娘在场,他想让她看到。所以有了那句著名的“革命是由爱情引起的”。这种来自异性的不自觉的激励,肯定帮伊萨克度过了年轻时的自我否定的危机。
        但是,悲哀的是,伊萨克的俄狄浦斯情结并没有最终完成转移。萨拉被他的堂兄西格弗里德抢去了,伊萨克失去了心爱的姑娘,这对于一个男人来说是一种耻辱,他被再次“阉割”(伊萨克在此之前已经被“阉割”过一次了,下文中会提到)。这次的“阉割”是致命性的。我们在影片中压根就没有看到任何关于他妻子的描述,可以想象他婚姻的失败;他与管家之间的隔膜;与儿子之间的隔膜等一切他在人际方面的失败,表现的是他的冷漠,他的儿媳也肯定了伊萨克与其儿子在这一点上的相同,但是冷漠的背后隐藏的是他的“阉割恐惧”,冷漠只是一种孱弱的掩饰罢了。这种“阉割恐惧”,他一生都未能克服,所以他的一生都未能真正地融入身边的亲近人中去。这个时候他的冷漠,反而使他显得可怜。
        但这归根结底是由于伊萨克的俄狄浦斯情结的失败转移而引起,对母亲的依恋、对萨拉的爱,都没有得到回报。这对于少年的伊萨克来说,是沉重的打击。很大程度上,伊萨克自己对此无能为力,他是被逼迫的。

此次于纪念日前夕重温《野草莓》,一方面是出稿需求,一方面也是我给大师、给时光、给带我敲开艺术电影之门的导师的一次小小感念。

舞台剧导演出身的伯格曼片中用的人物一般都很少,这部片子主要人物只有两个,伊萨克和同行的儿媳玛丽安。伊萨克去接受学位象征着他事业达到了颠峰,而通过他的儿媳之口,我们却得知伊萨克由于冷漠自私,处理家庭关系十分失败。玛丽安一开始就说“我们都不喜欢你”,由此揭开了成功人士伊萨克的痛苦旅程。

二、被阉割的——男人一生的对手是父亲
        弗洛伊德认为,男性在童年时期,由于恋母情结,会被父亲以阉割相恫吓。此后,男人总是处于被阉割的焦虑中,害怕失去阳具,当男孩儿发现女孩儿没有阳具时,得到了阉割证实,这就是“阉割焦虑”。这是男性一生中心理发生重大转折的关键。由于担心被阉割,某些男孩儿会有“弑父”的念头,或者与父亲有思想、言语甚至肢体的冲突。
        我们在电影中看不到有关伊萨克父亲的直接描述,这种剧情设计其实是伯格曼自己内心的写照。伊萨克的父亲的缺失,暗示了伯格曼内心中对于父亲的怨恨看法。伯格曼曾在70年代接受瑞典电视台采访时说:“一种巨大的怨恨建立在我和父亲之间。有一天,他打了我。”伯格曼将自己的弑父冲动演化成了电影中父亲形象的缺失,他通过电影达到了“弑父”的目的。
        伊萨克的第一次“阉割”来自于父亲,所以这位电影中根本没有的人物角色——伊萨克的父亲,反而是最重要的角色。是他给予童年时的伊萨克强烈的阉割焦虑,这种焦虑困扰了伊萨克一生。伊萨克之所以失去萨拉,根因在于童年时来自父亲的阉割焦虑,使他没有足够的作为男人的勇气。他已经习惯了以冷漠和自私过活,这怎么能够抓住一颗萌动的少女心呢?伊萨克后来对于自己妻子的出轨,反应冷漠,这是阉割后的麻木。他以冷漠试图告诉外人,他不在乎,其实他很在乎。冷漠背后是孱弱,外表的坚硬恰恰是因为内心太柔弱。
        伊萨克一生都没有走出“阉割焦虑恐惧”,在面对男人一生的对手父亲时,他完全失败了。他父亲的早已去世,更使得伊萨克在有生之年失去赢得父亲的机会,也就永远失去了走出阉割焦虑的机会。当“弑父”因对象的缺失而不可能实现时,出路在哪?伊萨克在失去父亲的那一刻,被第三次“阉割”了,这也是最彻底的一次“阉割”,因为他再也没有取胜的机会。所以,伊萨克通过梦来寻找他在现实生活中已经无法找到的——父亲,他试图通过梦来克服阉割焦虑,得到父爱。
        由于伊萨克内心中父亲形象的缺失,所以他并没有学会如何做一个父亲,这就直接导致了伊萨克自己作为一个父亲的失败。这种失败我们能从他儿媳转述的伊萨克儿子对他的失望评价以及儿子像伊萨克一样的冷漠中得到证实。伊萨克的儿子艾瓦尔德作为一个父亲,承袭了他父亲的冷漠,而阉割焦虑在艾瓦尔德身上体现得更加彻底,他干脆就不想成为一个父亲,不想去给予父爱,所以他要消灭父爱的给予对象——儿子,因此他反对妻子生下孩子。而伊萨克听到儿媳说,儿子不喜欢他时,特写镜头中正在开车的伊萨克满脸吃惊与无奈。他后来见到儿子时,试图弥补,但是这种弥补的努力已经太过无力。


途中小车又捎上了三位出游的年轻人,与伊萨克年轻时恋人同名的少女萨拉、少女的两位追求者神学生安德列和医学生维克多。萨拉使伊萨克不断沉浸到对过去恋人的痛苦回忆中去,恋人说他高尚优雅,但只在黑暗中接吻,最终在采摘野草莓时投入强行吻她的伊萨克弟弟怀中。年轻的神学生和医学生激烈争辩上帝是否存在后,征求伊萨克的意见,老科学家却只以模棱两可的诗句搪塞。路上出了一起小型车祸,小车因此又捎上一对势已水火的夫妻,他们不停的相互诋毁招致伊萨克儿媳勒令他们下车。伊萨克顺路去看他的老母亲,这位会弄错自己孩子姓名的老人,不停地抱怨小辈们不去看她,告诉我们冷漠和隔膜在这个家庭已经由来已久。

三、伯格曼的内心
        伯格曼在《伯格曼论电影》中这样说到:“驱使我拍《野草莓》的动力,来自我尝试对离弃我的双亲表白我强烈的渴望。在当时我父母是超越空间、具有神话意味的,而这项尝试注定失败。多年后,他们才被转化为普通的人类,我从儿时就怀抱的怨恨也才逐渐烟消云散。到了那个时候,我们才能和睦相处,彼此融洽。”这种对父亲的怨恨心理情结一直贯穿着伯格曼的电影生涯。
        在《魔灯——伯格曼自传》中,他自己说到:“今天,我伏在童年时的照片上,用放大镜仔细端详母亲的面容,我试图重温那长久流逝的情感。是的,我爱她。照片上的她非常迷人……我4岁的心灵里充满了像狗一般的忠诚。然而,我和母亲的关系并不是很单纯。我的忠诚使她烦恼和焦躁。我亲近的表示和强烈的情感爆发困扰着她。她经常用冷漠讥讽的话语赶我走,我只能怀着愤恨和失望的心情去哭泣……我不久便开始试着以自己的行为去逗她高兴,去迎合她的兴趣。病痛能立即引起她的同情心。让自己浸泡在永无休止的病病中,这的确是一条痛苦的,却真正能引起母亲关怀和体贴的捷径。另一方面,由于母亲是一位训练有素的护士,把戏很快就被戳穿,我受到当众惩罚。”
        我们可以看到童年的伯格曼有着多么强烈的俄狄浦斯情结——恋母情结,但是他的母亲却没有给予他足够的爱。在俄狄浦斯阶段,父位具有了象征功能,代表着一种社会性的压制力量。而恰恰伯格曼的父亲则对他非常严厉,伯格曼曾因为像尿湿床这样的过错而被锁在黑暗的衣橱中。他的父亲是一位地位极高的牧师,位至瑞典国王的专属牧师,在伯格曼心中就是他的上帝,像神一样使人敬畏。可以想象,来自伯格曼父亲的“阉割焦虑”曾多么强烈地困扰着伯格曼。在这样一个有着浓厚宗教传统的家庭,伯格曼后来承认竟然在八岁就已经丧失了信仰。伯格曼一生经历了五次婚姻,与七八位女性关系密切,这种复杂的的情感关系背后其实是伯格曼在异性中不断寻找转移俄狄浦斯情结的最合适对象,并试图克服“阉割焦虑”的尝试。
        “每当我心神不定或忧伤的时候,我总是以回忆我的童年来求得平静。”[ 英格玛·伯格曼著.《夏夜的微笑——英格玛·伯格曼电影剧本选集(上)》第203页.中国电影出版社,1986]电影的最后伊萨克再次这样做了,他做了一个梦并使他“感到几分轻松”[ 英格玛·伯格曼著.《夏夜的微笑——英格玛·伯格曼电影剧本选集(上)》第204页.中国电影出版社,1986]。梦里是和谐的童年,有父亲、有母亲、也有萨拉……最后,伯格曼通过电影才得以在某种程度上克服了“阉割焦虑”,通过对父亲、母亲的刻画,在某种意义上战胜了父亲,达成和解。         

20世纪初,欧洲现代主义促成了电影艺术的彻底改造,由一种娱乐形式转变为一门独立艺术。

伯格曼是运用表现主义手法的大师,伊萨克的几个梦境因而成为全片的点睛之笔。伯格曼使老伊萨克在梦境中回到年轻时代,通过时空倒错的手法,将伊萨克置于反思和求赎的境地。野草莓地上的偷吻就是在梦境中出现的。第一个梦中伊萨克来到充满死寂的街道,在那里他看到没有指针的钟,散架的马车,马车上滚落的棺材中竟然躺着他自己,并且伸出手来死命将他拉向棺材。生命科学家的梦境毫无生气,而充满生命气息的野草莓地上发生的爱情,则是对他高尚优雅的背叛,这些充满冲击力的场景,展现了伯格曼作为一代大师深入人内心世界的能力。梦境中他还看到已故妻子和别人偷情,并在事后刻薄地推断他知道偷情后的冷漠表现。伊萨克还梦到自己在授予学位仪式上,刚才被勒令下车的丈夫成了主考官,向他出了三道考题:看细胞切片,问他医生的第一职责,给一个病人看病。医学家看不到细胞切片,并且忘了医生的第一职责是请求宽恕,在他宣布病人已经死亡后病人却抬起头来哈哈大笑。伊萨克在三题面前全部败北,象征着他全然不了解生命的意义。

        参考文献:
        [1]英格玛·伯格曼著,韩良忆译.《伯格曼论电影》[M].远流出版社,1994
        [2]英格玛·伯格曼著.《夏夜的微笑——英格玛·伯格曼电影剧本选集(上)》[M].中国电影出版社,1986,3
        [3]英格玛·伯格曼著,张红军译.《魔灯——伯格曼自传》[M].中国电影出版社,1993,8
        [4]弗洛伊德著,赵蕾、宋景堂译.《性欲三论》[M].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0,10
        [5]严泽胜.《穿越“我思”的幻象——拉康主体性理论及其当代效应》,东方出版社,2007,7

而英格玛·伯格曼以其静默简约的美学风格,首创的意识流式电影手法,对人类精神世界的关注,对自我与现实、存在与死亡、孤独与信仰的探讨,开辟了严肃哲理电影的先河,更影响了后期诸如让-吕克·戈达尔等法国新浪潮导演乃至整个欧洲艺术电影的发展。

儿媳告诉伊萨克他儿子由于继承了他的冷漠,希望她去堕胎,而她坚持要生孩子并且不惜付出爱情的代价。(这之后有朋友来串门,看得有些心不在焉,漏了一些细节,大致是描绘伊萨克儿子从父亲处遗传来的冷漠自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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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冗长的授予学位仪式后,伊萨克身心疲惫地返回了家,觉悟似地对儿媳说:“我发现我很喜欢你。”这构成了和前面玛丽安所说的呼应,也形成了对影片自始至终贯穿着的紧张的解决。影片在一个美妙的梦境中结束,梦中伊萨克回到了年轻时代,恋人萨拉对他说:“野草莓已经不再有了。”然后带着他来到明媚的湖边,那里他的父母亲正在安详地垂钓。象征生机的野草莓虽已不再,走到生命尽头的老人,却终于抵达爱的湖畔。

英格玛·伯格曼

电影史对伯格曼的基本评价是:他使电影成为与绘画、雕塑、建筑、音乐、诗歌与戏剧并驾齐驱的“第七艺术”。这也是波兰著名导演基耶洛夫斯基将他与塔科夫斯基、费里尼奉为“欧洲电影圣三位一体”的原因。电影之所以能成为艺术,是因为影像从娱乐走向了思考。牧师家庭出身的伯格曼一生都在思考上帝是否存在,尽管最终他走向了怀疑和悲观,但因这一本质问题而激发的天才灵感,使他的每一部电影都散发着自宇宙深处射来的幽光,每触及人,便会让你思绪万端。

伯格曼出生在1918年的瑞典小城乌普萨拉,父亲是虔诚的路德教徒,母亲出身上流社会,孤僻、任性,伯格曼的童年充满了宗教浸泡和严厉管教,这些都对他的电影创作产生极为深刻的影响。

04年5月22日

在伯格曼开始创作的40年代,正是西方存在主义等思潮的鼎盛时期,受到叔本华、尼采、萨特哲学思想和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影响的伯格曼,其作品呈现出鲜明的现代派哲学,现代主义所主张的“主观性”,构成了他电影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也被称作“主观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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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50年代,伯格曼的风格以臻成熟,特别是1957年都《第七封印》、1957年的《野草莓》这两部里程碑式的作品,让他跻身世界电影大师之列。

《第七封印》用极具宗教色彩的象征故事,向死神发出质问,尚且还有一个较为完整的故事;到了《野草莓》,则已完全是一部意识流作品,伯格曼用梦境——现实——回忆——幻觉相互交织的手法,近乎否定地质疑上帝的存在,又近乎冷酷地剖白自我的丧失感、孤独感和罪恶感。

与他惺惺相惜的费里尼就说:“《野草莓》我只看过一遍,但已经足以认识到伯格曼是一位多么伟大的艺术家了。将我跟他相比是在恭维我。”

不乏有人说这部电影晦涩难懂、故弄玄虚,但用他自己的话,他不过是把电影作为“对同类的说话方式”。

影片叙述一位名叫伊萨克的医学教授即将去参加一个荣誉授衔典礼,但在出发前的早晨,他却做了一个奇怪的梦——

明明是清晨却亮得刺眼的街道,眼镜店招牌上却是腐烂的眼睛,街上的钟表却没有指针,面容焦虑的男人突然化成黑水,送葬的马车滚落一尊棺材,里面却是教授自己的尸体。

根据弗洛伊德“梦的解析”,如果把梦分割,从每个细节推断出其所代表的含义,可以得到做梦者的真实意图。随之我们会发现,伯格曼在这段不到5分钟的梦境里,伊萨克教授的潜意识中,放入了相当多的隐喻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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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指针的钟表

没有指针的时钟,象征时间的丧失,死亡的临近;试图触碰大街上的男人,象征自我的探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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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人随后变成黑水消失

随时会化成黑水的人,象征不堪一击、无法把握的生命;而棺材中的自己,则是对自己的判定——我已经死了,象征着一种自我的丧失。

接近生命尽头的伊萨克教授就是带着这种迷茫失落的自我认知,开始了前往典礼的旅程。电影进入现实的部分,也是家庭关系的集中段落。伊萨克教授与儿媳妇玛丽安在车内或交谈或争执,随后来到母亲的偏远住所探望。

我们从中知晓,教授与上一代关系很尴尬,与下一代关系又非常差。他从小丧父,童年的父爱缺失,因此也根本不懂如何对儿子施予爱,家庭关系陷入恶性循环,儿子继承了他的冷漠,彻底抗拒这种需要施予爱的家庭关系——试图让玛丽安终止妊娠,拒绝拥有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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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子与其爱人

童年经历与家庭关系是解读伊萨克教授内心的关键钥匙,也是伯格曼自我的映射。

伯格曼就有一个父爱缺失的童年,由于父亲长期担任神职工作的缘故,教育方式多为教义灌输和严酷管教,这给幼小的伯格曼造成一个上帝在场,而父亲不在场的成长环境,导致了他对上帝既迷恋又反叛的复杂情绪,以及对父亲怨恨的心理。这种对上帝、对父母的复杂心理经常出现在他的电影主题中。

弗洛伊德认为,梦(即便是噩梦)是潜意识欲望和儿时欲望伪装的满足。于是伊萨克教授在一片路边的草莓地停下来,陷入了白日梦。他其实有健忘的毛病,但在白日梦中,儿时的影像却鲜活地出现在面前,他看到年轻时的恋人,看到恋人背着他爱上别人,又看到恋人拿着镜子,唾弃现在垂垂老矣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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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子是很多电影中经常出现的意象,不管是前人柏拉图的“洞穴之喻”,还是后来雅克·拉康的“镜像阶段”,镜子/镜像都通向人的自我认知与价值判断。年轻的恋人指控伊萨克冷漠、衰老、无能,其实是伊萨克借助镜子“观看”自己,借恋人之口“听见”自己,是自己对自己的判断和指控。

走出白日梦,伊萨克又陷入了一个可怖的幻觉。在幻觉中他看到自己出现在审判庭上,他无法正确使用显微镜,无法读懂黑板上关于医生天职的字句,他看到自己的妻子与情夫交媾,听见别人对他杀妻的指控,以“孤寂”为名判了他的终身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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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段可以说是孤寂得不能再孤寂了,在听到判决那一刻,伊萨克甚至没有转头看裁定者,只是下意识地问了一句“不能再求情了吗”,这不是真的问句,只是一句回望过往的叹息,他早已接受了这个判决,因为这个判决本身就是他的人生。

恍惚地走完授衔典礼,伊萨克教授回到家中,也许就像弗洛伊德说的那句:“人的一生总是在弥补童年的缺失。”他忽然想起去关心儿子的生活,希望与之促膝长谈,或许能弥补当年对他的冷漠,然而儿子却已习惯冷漠,对他突如其来的关照毫不动心,以疏远和礼貌回拒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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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转而向玛丽安表达友好,他说:我喜欢你。玛丽安笑着说:我也喜欢你。随后又迫不及待地离开去找爱人欢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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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向路上偶遇的三个年轻孩子表达关爱,孩子们为他唱了颂歌,送了鲜花,用热情亲昵的方式与他道别,转身又嘻嘻哈哈地上路,他甚至来不及说出一句:“写信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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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与人之间的沟通是可能的吗?对于伯格曼镜头下的人们来说,显然是不可能的。就像老人途中遇到的那对不停争吵的夫妻,就像那两个为了争辩上帝是否存在而打起来的青年,就像老人自己的一生。

现代主义对人生的审视,就像一座一座孤岛,岛上只有一种东西可以根深蒂固枝繁叶茂,就是孤独。

于是老人最终还是一个人躺回小床,用童年的幻影治愈自己。

在幻影中,他又回到了野草莓地,草莓地代表了伊萨克内心所认可的一切美好,象征着故乡,和他渴望中的家人怀抱。在这里,他再次见到了年轻的恋人,他像个孩子一样,说自己找不到父母亲了。这次恋人没有再挖苦他,而是牵着他来到河边,他终于见到了河对岸的父母,父亲对他挥了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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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就这么静静地遥望着河对岸的父母,刺目的阳光依旧将他们的脸照得模糊无法辨识,但老人淡淡地笑了,他被治愈了,他在自我营造的愉快梦境中,获得了童年的补偿,找回了缺失的父母之爱,重新确定了自我,怀揣着一个新的温暖的人生即将铺开的心情,他死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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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格曼曾说:

“回忆常常会成为一桩锐利的武器,充满杀伤力又残酷血腥。”

《野草莓》通篇就在展示这种静默的、无法修复的、杀人不见血的残酷与血腥,他狡猾地给了一个看似治愈的结局,但结局的温暖却让人生的孤独更加无处遁形。

或许就如伊萨克的老母亲所说:回首往事,惊梦一场。《野草莓》所讨论的自我存在与价值、家庭与沟通、生与死的问题,如今依旧在现代人心头盘桓不散。

请允许我,向用镜头直指人心的电影大师——英格玛·伯格曼,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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